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政策顾问蒋正阳
界面新闻记者 | 刘婷
近期，“石油美元”与“石油人民币”的话题再次成为市场热议的焦点。许多讨论倾向于认为，随着中国与沙特等产油国探索人民币结算，世界正在见证“石油美元”被“石油人民币”替代的历史转折点。
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政策顾问蒋正阳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石油美元从来不只是石油与美元的简单绑定，它背后是美国对海湾产油国的安全保障承诺，以及为亚洲、西欧等工业国提供的低成本的贸易体系，因此，石油美元实际上是整个美元体系强大网络效应的一个表象。同样，石油人民币应该放在一个更宏观的体系下来考虑。
在他看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不是复制石油美元，而是制定一个涵盖全球产业分工、新能源优势和参与国利益保障的系统性规划。
“在中国推进货币国际化的道路中，需要提出一个关于全球产业布局的总体规划，明确不同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分工与角色。”蒋正阳说，任何一个国家进入一个货币体系，都会问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不仅要设计货币层面的机制，还要配套相应的产业分工、安全保障或经济利益安排，让参与国看到明确的收益。在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下，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具有相对优势，可以考虑将新能源产能输出与人民币国际化结合起来，在新的赛道上去做文章，而不是在传统石油领域与美元正面竞争。
蒋正阳还表示，从历史经验来看，货币霸权的交接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综合而言，当前美元霸权可能处于“终结的开端”（beginning of the end）这一相对初级的阶段。
他指出，从美国国债流动性溢价消失等先行指标来看，美元霸权确实有被削弱的迹象。但从实际使用数据来看，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银行间市场等核心领域的占比仍然高达60%左右，地位依然稳固。这背后反映的是货币体系巨大的惯性、强大的网络效应，以及人们长期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使用习惯。如果大家都习惯了使用美元，这个体系的网络效应非常强，使得任何试图颠覆或取代它的努力，都必须经历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蒋正阳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与宏观经济学，研究课题包括汇率变化、资本流动、货币政策、公共债务，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架构与治理。其著作《货币霸权：全球货币体系的构建与治理》融汇经济研究、商业洞察与历史视野，系统剖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与演变逻辑，为读者提供一个在充满地缘政治竞争、财政与债务失控、资本流动失序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与决策的框架，并探索可能的破局之道。
以下是本次专访实录，经界面新闻编辑
界面新闻：您在最新出版的《货币霸权》一书中提到，货币霸权具有历史轮替的特征。在美元之前，荷兰盾、英镑等货币先后承担了主导货币角色。上述历史经验可以为今天提供什么启示？
蒋正阳：历史总是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或教训，如果捡最重要的一个来说，那就是所谓货币霸权的交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从荷兰到英国的转变，前后花了几十年——无论是军事上的较量，还是金融中心从阿姆斯特丹向伦敦的转移，乃至荷兰国债相对于英国国债的定价优势逐渐丧失，都是经过几十年才最终完成的。从英国到美国的交接，离我们更近，大家可能也更熟悉。从一战开始，英国的货币霸权就遭受了严重打击和削弱，但直到二战结束——也就是1914年到1945年——同样经历了大约三十年，才真正完成了霸权从英国到美国的交接。
回顾上述历史，货币霸权不像股市那样一夜之间就能有大波动，它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因为体系内有很多惯性、约定俗成的行为，无论是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体系，还是资本市场、银行间借贷，如果大家都习惯了使用美元，这个体系的网络效应非常强，使得任何系统性的转变，都必须经历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界面新闻：“美元霸权被削弱”这个话题讨论得越来越多，现在美元是否进入了霸权后期？
蒋正阳：确实能从各个方面看到美元霸权削弱的倾向。以国债市场为例，传统上美国国债有相当高的溢价，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流动性溢价——就是把美国国债的价值和一些相似的外国国债（比如日本、德国国债）比较，在扣除汇率波动风险之后，美国国债还享有一个更高的价格或更低的利率，这就是流动性溢价。历史上这个溢价可以在0.2%到1%之间波动，对政府这么大规模的发债方来说，这样的利息差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融资优势。但在过去3到5年这样一个较短的时间窗口内，这个溢价消失了。美元国债相对于德国国债，不再具有融资意义上的优势。从纯价格机制来看，这也是英、荷霸权后期存在的一个显著规律：在整个霸权周期中，主权货币长期享有较高溢价；然而，随着财政状况削弱，这一溢价会由正转负。
不过，正如我刚才所说，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像物理实验那样存在一个具体的临界条件。刚刚说的溢价水平只是一个方面。我在书中也引用了其他学者包括美联储的研究，他们指出，即使在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间，美元在其他各个方面的使用比例仍然非常高——比如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银行间市场、银行对外发债的计价货币，美元占大概是60%，欧元占一小部分，人民币的使用规模还远远低于美元、欧元、甚至日元。因此，我们很难一概而论地划定一个具体的霸权交接临界条件。综合各项因素来看，当前美元霸权仍处于“终结的开端”（beginning of the end）这一相对初级的阶段。
界面新闻：您提到国际货币体系的竞争最终取决于谁能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具体包括哪些方面？特朗普政府退出国际组织的行为是否说明美国不愿再承担这种角色？这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蒋正阳：在货币霸权语境下，公共产品主要指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为维护国际经贸与金融稳定所提供的制度与服务。以二战后在布雷顿森林框架下建立的国际经济机构为例，货币霸权国主要通过它们来提供三类公共产品：
第一，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需要推动相对自由、低成本、低门槛的贸易环境，例如WTO框架下的关税减让与航运便利化；
第二，融资市场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全球各国提供紧急贷款，用于金融市场稳定及危机救助；
第三，发展性金融方面，世界银行提供长期贷款，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与增长。
归根结底，货币霸权国的优势在于低成本融资和规则制定权，使其有能力构建一个相对开放公平的国际体系。然而，近几年来，国际贸易、跨国融资等框架已受到削弱。因此，下一个货币霸权若要有效提供金融与经济公共产品，恐怕首先需要着手修复和改革这些公共性政策机构。
至于美国政府退出国际组织，确实可以看作美国不愿按原有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因为承担这一角色需要付出经济与政治代价，而美国内部的反全球化情绪，不仅没有积极供给，甚至在破坏既有机制。良性循环本应是：霸权国在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从稳定繁荣的国际市场中获取超额回报，比如投资回报或铸币税收益，但美国近年似乎正在背离这一路径。
这种退出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以WTO为例，其影响力比2000年代初中国刚加入时显著削弱。各国贸易战、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增多，国际航运成本上升（如油价飙升、海峡安全风险导致保费增加），全球经济治理出现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公共产品的缺失，最终也会反噬全球经济与金融利益。
界面新闻：近年来地缘政治事件频发，这些地缘事件是不是也在削弱美元霸权？
蒋正阳：过去几十年我们讨论货币市场，基本聚焦于纯经济现象，比如央行的加息降息和金融市场波动。但这几年情况明显不同，资本市场的核心逻辑已经不再是货币或利率政策主导，而越来越多地受到地缘政治进展的驱动——包括直接的军事冲突，也包括贸易战这类虽无热战但地缘政治张力极高的事件。这些地缘因素正在成为影响汇率、利率、资产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非常重要的变量。所以，决定货币估值、决定高风险资产估值的底层逻辑，确实在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是否在削弱国际货币体系？我的看法是：是的，实际上在削弱。
原因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解释。一个平台——比如网购平台或短视频平台——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用户，用得人越多，产生的内容越多，平台就越强大，对用户的吸引力也越强。货币体系本质上也是一个平台。它的生命力并非由霸权中心国家单方面决定，而是依赖于全球大量国家和各类参与者的共同使用——包括政府、央行、投资人、企业、借款人和银行等。正是这种广泛的多层次参与，才赋予了货币体系茁壮的生命力，以及面对各种冲击时的承受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出现的大规模碎片化趋势——无论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还是西方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以及持续动荡的中东局势——都在损害货币体系赖以生存的“全球大范围参与”基础，也都在侵蚀这个平台赖以运转的网络效应。当参与度和网络效应下降，平台的价值就会被削弱。因此，尽管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就其方向而言，这些地缘政治事件确实在削弱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
界面新闻：有分析称“石油美元”裂痕已现，石油人民币的机会来到了，“石油人民币”时代能否开启？
蒋正阳：石油美元只是一个表象，它是整个美元货币体系的一个方面，所以不能孤立地看这个问题。更具体一点说，之所以存在石油美元这种绑定机制，首先在于美国对海湾产油国提供了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对于亚洲、西欧的工业国来说，它们能够用美元进行相对自由的贸易——不管是买原材料、能源，还是远洋航运、销售产品，过去几十年这些都相对自由，关税壁垒、航行安全等问题也基本不存在。所以，石油美元说到底，是整个庞大美元体系的一个表象。
关于石油人民币，同样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庞大的体系下来考虑。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币与石油相对价值的绑定，其实隶属于一个更大的问题：人民币的国际体系应该是什么样子？比如，现在全球都在担忧下一次能源危机。除了石油等传统能源，还有新能源，中国在这方面有相对优势。能不能进行一些合理的替代？能不能把新能源产能输出到国外，并在这个方向上做人民币国际化的文章？所以我的看法是，历史不会单纯重复地从石油美元到石油人民币，而是取决于接下来几十年我们更大的一个规划。
界面新闻：什么是更大的规划？
蒋正阳：中国要推进货币国际化，需要提出一个关于全球产业布局的总体规划，明确不同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分工与角色。中国不可能包揽一切，因此自然需要区分出资源产出国（包括能源、矿产等原材料的供应国）、工业国（包括加工制造国），以及在产业链上处于不同层级的国家——有的国家从事高附加值、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有的则承担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此外，还需要考虑消费国等多重角色。
换言之，我们需要进行一种系统性的规划。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布局的思考不只局限于国内各区域或城市群，而应具备一个更为宏大的全球视角，统筹考虑全球产业的分布格局。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假如我们把中东产油国或南美产油国纳入某种角色定位，这些国家会问——我在这个货币体系、这个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我能够享受怎样的权利或保障？从更为经济理性的角度看，这样的产业分工与规划是十分必要的。
界面新闻：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出现了一波明显的升值，有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了，你如何看待当前人民币的估值？
蒋正阳：我在书的第一章提出了一个汇率估值的分析框架。一般来说，汇率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第一，两国之间的利率差异，也就是货币政策分歧带来的利息差，这会直接影响汇率；第二，风险溢价，投资者天然会给更安全的货币更高的估值，给风险更高的货币更低的估值；第三，流动性溢价，流动性更高的货币，比如美元，相对于其他同样低风险的货币，也会获得一个额外的估值优势。
从我的研究来看，对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第一个因素——利差——影响最为明显。每次美国加息，美元就升值；美国降息，人民币就相对升值。而风险和流动性这两个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这说明中国央行和整个货币体系设计，在有效传导利差影响的同时，也较好地隔离了风险溢价和流动性溢价带来的额外波动。
在这个视角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与中美利差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紧密的。近期我不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相对于中美利差存在较大偏离，因此当前人民币的估值处于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确实在跟随中美利差变动，而中美利差本身是会发生变化的。即便汇率与利差之间的关系没有明显偏离，利差也在动态演进。比如说，如果接下来美国大幅加息，美元相对于人民币可能会进入一个较强的升值通道——这不代表现在的人民币汇率偏离了基本面，只代表基本面本身发生了变化。
最后我想说的是接下来怎么看。当前正处在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时期。美国的利率政策可能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通胀压力在上升——油价上涨、国际航运费用增加、进口成本提高等，都可能带来输入性通胀，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可能不得不加息；另一方面，美国国债规模相对其GDP已经在一倍左右，高利率会大幅增加国债展期的财政成本，因此也有不少经济学家主张降息以缓解政府融资压力。一个政府不可能同时加息和降息，所以全球经济政策走向更高的不确定性，中美汇率也会随利差的波动而面临相当高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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